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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营故事的话语形态

《波斯语课》,2021,剧照.

不妨以老生常谈作为开端——“奥斯维辛之后,写诗是野蛮的”!让1949年的阿多诺始料未及的是,数十年后,这句话竟然犹如一块缠在手臂上的话语黑布,可以出现在任何纪念二战的致哀场合。如今,它浓缩成反思苦难的快捷方式,方便人们一键抒情。或许,这就是语言的宿命。话语总在传播中耗能,最终往往抵达偏离航线的另一个目的地。就如同被误传为戈培尔所说的那句名言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”,阿多诺也像他的敌人那般,遭遇着荒谬的语义流变——反思重复千遍就成了口号。此刻重提阿多诺,其重要性并不体现在他所反思的内容上,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同样出现了由反思滑向口号的状况。倘若仿写他的句子,那就是:电影之后,奥斯维辛是荒芜的。

经验告诉我们:但凡能用眼泪来表达的情绪,语言就是多余的;但凡盖棺定论到只要狠狠说出“罪恶”两个字就能表达情绪,其他语言也会显得多余。那么,当我们面对集中营,还有什么可被言说的?在电影中,这种话语性荒芜尤为明显。事实上,关于集中营的叙事早已在漫长的影史上经历了由内而外的两度塌陷。从影史的角度看,率先登场的是旨在辨明善恶的伦理话语。自二战结束以来,直至上世纪90年代,譬如美国电影《战地军魂》(1953)、《大逃亡》(1963)、《胜利大逃亡》(1981),都是正邪阵营壁垒森严的逃亡故事;而在纪录片意味的电影方面,阿伦·雷乃的《夜与雾》(1956)、克雷默的《纽伦堡审判》(1961)、朗兹曼的《浩劫》(1985),情况也大致相当,诉说着恶之为恶、苦之为苦的伦理判断。二元对立的伦理话语在影史上大约终结于斯皮尔伯格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(1993)。当最为内核的伦理问题因为超载而塌陷之后,电影叙事开始转而追求故事性与情节张力。《钢琴家》(2002)、《美丽人生》(1997)、《无耻混蛋》(2009)、《冒牌上尉》(2017)、《猎杀T34》(2019)、《索尔之子》(2015)以及《集中营里的摄影师》(2018)等大量电影均可被归位此类,它们在视角、调性以及叙事等方面尽可能地追求戏剧化的错位感。但同样是过载,同样是塌↓陷,此类文学性叙事也面临着过度开垦的窘境,只能把承重的职责再度▼顺延到更外围的话语形态——社交媒体话语上,体现为简短且不复杂的小情节,或是可以被调制成口号浓度的鸡汤文。

《波斯语课》,2020,127分钟,剧照.

被誉为“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”的《波斯语课》(2020)诞生自第二次话语塌㊣方的时间节点之上。就剧情而言,电影并不复杂。在党卫军的枪口下,犹太青年吉勒斯为求活命谎称自己是波斯人,而他的“身份证”则是一本波斯语的书。诡谲的是,如果按照反犹主义的观点,它恰恰暴露着犹太形象——书先是被另一个犹太人“偷”来的,随后再被主人公用面包“交易”到手。在电影里,假扮波斯人得以保命的情节,乃是由于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急需有人教自己波斯语。暗藏在它背后的深层原因,则是电影中未曾言明的文化与政治因素:文化上,纳粹坚持的雅利安主义认为他们与伊朗人有天然的亲近感,同属高等民族;在政治上,二战时的伊朗虽然名义上保持中立,实则却是遏制苏联的地理优势而与德国保持亲善关系。这正是▅波斯人与犹太人在纳粹的人种等级序列上的政治逻辑。由此,吉勒斯开始信口雌黄地现编现教所谓的“波斯语”,从最初的完全生编硬造,到后来关押名单上犹太人名字的改编发音,再到最后给每个人命名以印象再把关于它的单词进行改编①发音。

这一幕像极了维特根斯坦说的“语言的边界即世界的边界”。即便没有形而上学意味,仅仅出于现实需要,情况也是如此。命悬一线的的吉勒斯,如同造物主那般发明着语言,当他的赝品波斯语经过科赫上尉的再三验证后,他随即被误认为是正宗波斯人,最终借此逃出生天。在此←过程中,吉勒斯的“越狱”工具并非用来凿墙挖地的勺子与铁片,而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概论。“波斯语”是仅限于吉勒斯和科赫之间的密码系统,所有编码与解码的语言学行为都只发生在他们两个人之间。吉勒斯深知语言符号的秘密就在于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与差异性——在他那里,前者是完全生造和借用犹太人名字实现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;后者是整个语言系统内部各个语词的意义来自与其他语词的差异。尤其是差异性原则,正是由于他的疏忽,让同一个能指获得了“面包”和“树”两个所指,遭致上尉的ξ 怀疑而被毒打,还被惩罚性地发配去采石场,在苦役中险些丧命。同样也是这一原则,使得上尉竟然能用“波斯语”写诗,从而挽回了刽子手与囚徒之间的信任。

《波斯语课》,2020,127分钟,剧照.

利用语言学逃出集中营,这在同类电影里算不得离奇。但是,它却显现着同类电影未曾触及的反思纳粹的核心问题——种族主义究竟是民族先于语族,还是相反?或者说,判断种族的依据,究竟是生物性的人种特征,还是精神性的语言特征?在纳粹的逻辑里,生物性和精神性存在互为因果的必然联系,故而无须甄别民族与语族。然而,在电影中却出现了犹太人生物性与波斯人精神性(虽然是假扮的)的共存,这极大地扰乱了纳粹的人种识别系统。这才是吉勒斯没有▃自己越狱,却被科赫“劫狱”送走的根本原因。如果说“语言误认身份”有助于吉勒斯逃脱,那么科赫在机场的被捕就是“语言确认身份”,由此荒诞地置换着阶下囚的身份。这倒是颇为符合德国人信奉的辩证法——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现,只不过第一次是悲剧(囚徒的假语言被认为真),第二次是闹剧(刽子手的假语言被认为假)。

曾经有过被关押在集中营经历的诗人保罗·策兰说,“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”(《死亡赋格》)。不过,在《波斯语课》并无大师。科赫的角色完全是武戏文『演,普通、虚荣、倔强,偶尔神经质般的凶残,又转而神经质般的强盗发善心,俨然就是艾希曼(Adolf Eichmann)的化身,演绎着“平庸的恶”。至于其他德国军官,虽然大多目标感明确,行为举止近乎偏执,却并无理︽想,他们不是为了争夺工作岗位,就是为了报复异己以证明自己,更多地只是蝇营狗苟打着各自的算盘。这种微小而确定的〓人性多样性颇为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与话◣题属性,只不过与善与恶双重意味上的大师都相去甚远。倘若全片还存在大师的话,那么只有一个人——犹太人◣吉勒斯,他是语言的大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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